【乐满天下Vol.3】从摇滚男高音到跨界音乐人 吴彤的笙音表达

专题/特别企划2017年03月31日

采访&文|老惠

“我一直相信,吴彤的艺术生命能够超越有限的一辈子。”—姚谦

1956年,摇滚乐之父Chuck Berry以一曲《Roll Over Beethoven》宣告了新世代的到来。“推翻贝多芬,把这个消息告诉柴可夫斯基”,如此直抒胸臆的歌词表明了Chuck Berry勇于挑战音乐保守派、促进新音乐形式发展的决心。玩儿Boogie-woogie的Chuck Berry提炼并发展了节奏布鲁斯,创造了以激烈的吉他演奏为基底的早期摇滚乐。

Chuck Berry 《Roll Over Beethoven》

1972年,Electric Light Orchestra(电光乐队)翻唱了红极一时的《Roll Over Beethoven》。在该曲的前奏和间奏,ELO加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一乐章的旋律。原本2分多钟的纯摇滚曲目被改编成了时长8分钟、古典乐和摇滚乐直接对话的佳作。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Roll Over Beethoven》

1992年,《摇滚北京》发行。这盘卡带的A面第二首歌是来自轮回乐队的《烽火扬州路》。轮回用《十面埋伏》的一段经典琵琶独奏的旋律引出吉他,加上硬摇滚的演绎,森然杀伐之气和英雄主义气概在这首豪放的宋词中尽现,《烽火扬州路》也成为了最早用摇滚乐演绎古典诗词的作品。此后,轮回继续着东西融合的尝试,宋词《满江红》和元曲《月残花落》的新曲创编同样精彩。

1997年,轮回乐队的第二张概念专辑《心乐集》问世。尽管修正了首张专辑的拿来主义,这张集音乐性和技术性于一身的民族摇滚专辑却被大众普遍评价为“不如零点好听”。纵观整张专辑,《花犄角》以笙作为主奏乐器;《花非花》用电吉他模拟了古琴的感觉,再配上萧的悠扬古朴,二者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春天》加入了黑管;《月残花落》对笙的运用是非常传统的唐朝管乐的演绎法,给人以取之不绝、连绵不断的感觉……《心乐集》商业上的不成功恰恰印证了其“学院派艺术”的音乐概念。

《心乐集》专辑封面

2017年,当年用笙吹奏布鲁斯和硬摇滚的乐队主唱已经成为了唯一一位两次获得格莱美奖的中国音乐家,他是吴彤。

“乐器在制成之前,它们也是有生命的树。”—马友友

吴彤5岁开始学笙,以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基础,13岁就拿到了全国民族乐器少年组的第一名。当年还在念音乐学院附中的吴彤,在与辛弃疾超越时空的碰撞中找到了时间的连续性和不同音乐形式间的内在联系,于是,日后轰动一时的《烽火扬州路》诞生了。十几年后,经历沉淀的吴彤具备了优秀的即兴能力、扎实的民乐基础、无与伦比的舞台表现力、学习的欲望、开放的态度、勇于尝试的精神、对历史和文化的谦卑;而多年前的作品,放到如今来看,可谓是跨界——这种寻找共性联系的音乐形式——的雏形。

2015年底,吴彤重新演绎了《烽火扬州路》

1991年,几个来自音乐学院民乐系、管乐系和军乐系,分别喜欢布鲁斯、重金属和硬摇滚的叛逆青年一起组建了轮回乐队。他们拿着当时仅有的《小林克己电吉他教材》,怀着把学院的东西发扬光大的盼望,开启了摇滚乐队生涯。同时,吴彤身上民乐的部分被始终追求“中国味儿”的轮回乐队挖掘了出来。摇滚乐的包容性成全了吴彤民乐的演奏,民乐的想象力和音色也丰富了他摇滚乐的创作,他们把这种很难被归类总结的曲风称为“新写意音乐”。

1999年,吴彤在密歇根大学讲学期间,通过盛宗亮教授结识了正在筹备丝绸之路合奏团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加入丝路乐团让吴彤开始重新审视笙这种乐器“弱的力量”和兼具的优雅而节制之美。他回归到传统的演奏法,也投入到对笙的上古精神的研究中。笙的“和德清正”,其实是祖先对完美人格的期待。当吴彤的音乐褪去失真的音色和硬摇滚的表达,笙那低吟浅唱的曲调,让气息更长、和自然靠得更近了。

吴彤和马友友

近年来,吴彤不仅活跃于不同的音乐风格间,更是游走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他先后参与了各领域的配乐,如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终极版》、《一代宗师》,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多媒体艺术家Clifford Ross的沉浸式短片《Harmonium Mountain II》,以及绘画大师吴冠中的系列作品《生命的风景》。2015年,王家卫担任艺术总监的大型展览“中国:镜花水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亮相。吴彤再次携手王家卫为该展奉上了名为《镜花水月·春夏秋冬》的背景音乐,该展用视觉影像呈现了中国元素在时装演化史中的不同体现。

吴彤《生命的风景》

偶像并未倒塌,而是去了他心中应该去的地方。乐满天下第三期:从摇滚男高音到跨界艺术家,吴彤的笙音表达。


Q=Billboard China

吴=吴彤

Q:这是您第二次以丝路乐团核心成员的身份获得格莱美奖。能描述下获奖时的心情吗?

吴:我的队友Johnny代表丝路乐团发表了获奖感言。他首先感谢了很多人,后来又拿出一张纸条开始念(笑)。从我们的观众席走到领奖台大概有100多米,这一段好像走了很久。很多不认识的人,他们也都是候选人,走过来祝贺握手,真心地祝福我们。走到舞台上的这一段路我们就是被爱包围着,非常幸福。今年的格莱美颁奖礼吴蛮和马友友都没出席,吴蛮在加拿大演出,马友友对奖项这么多年一直是低调处理的态度,这次也不例外。大家都问我得了这个奖有什么感受。老实讲,真挺高兴的。但没有那么冲动,觉得振奋人心激动得不得了那种。

再说了马友友都不去(领奖),我去干嘛。后来我想了下,还是要去。作为一个在乐团里工作了18年的人,我们乐团不光是一个工作团体,更是一个音乐的大家庭。通过18年的相处,我们为这个集体营造出的气氛真的非常美好。而在当下,英国脱欧,美国和墨西哥还要建墙。可我的同事,叙利亚单簧管演奏家在美国已经住了20年,持美国绿卡。因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他从欧洲演出归来却无法入境。在这样的时刻,《Sing Me Home》这张专辑,营造出了人类共有一个家的感觉。民族当然有不同,文化背景也不同,但是中国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跟大家一起站在舞台上,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分享我们的经验和喜悦。通过音乐,打破人与人之前的戒备、防范甚至是隔阂,是非常有意义的。

丝路乐团摘得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

Q:面对作品的改编和乐器的合奏有没有特别难下手的时候?

吴:事在人为,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有你自己给自己设的限。比如说Christina吹西班牙风笛本身就挺吵,我吹唢呐也很吵。我俩也没有和声乐器伴奏。怎么演呢?你想象一下两个乐器在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这样的一首西北民歌是怎样的情况。我吹中国唢呐和一个中国的旋律,Christina接过旋律来再吹,即便只是两个单独的旋律,也有它不同的意味。当你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时候,是已经对那个结果有一个预见了。

要说单旋律难听,民歌不都是单旋律么?山上放羊的小伙子,草原上唱长调的人,唱得真的都好听得不得了,它其实也是单旋律。不是必须要有和声,必须要高难度,必须科班出身、院校毕业,那样就把自己局限住了。世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性和可供思考的空间是很大的。世界音乐不就是在世界上的音乐吗?我想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可以说是世界音乐。

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打破固有概念的例子。中国的唢呐和西班牙的风笛在一起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笙和西方古典乐大提琴在一起又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改编一首台湾民歌《望春风》,再用巴赫大提琴组曲的旋律拉出来,能感觉到风一波波地吹过来,像被春天抚摸。大提琴拉出的对春天的想象,和笙本来固有的音色的特质组合在一起,是不是有可能呢?

吴彤(笙)x Christina (西班牙风笛)

Q:您在丝路乐团18年,面对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吴:首先是语言困难。以前在音乐学院,英语是我最差的一门课。到了丝路乐团,不光是英语,还有日语、西班牙语、印度语、俄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韩语等等。我记得2000年第一次在Tanglewood排练,大家聚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能明显辨别出来的不同语言就有10种以上,但没一种是我能听懂的。

其次是文化冲突,就是这种生态的不同。当时我在中国,轮回乐队非常火,各种演出邀约不断,收益也好。我们大家(轮回)在一起工作十几年后,终于熬出来了,想要一起更好地往前努力,结果我要走。丝路乐团的工作方式就是提前两年订演出,最少也是提前一年。那时候我在中国没有邀约,自然就会参加丝路乐团的排练和演出。美国的行程确定后,轮回乐队突然火了,各种邀约也就来了。国内是恨不得明天或者下周就有一个演出,今天才跟你谈。可是对于轮回来说,每一场演出都很重要。大家终于有机会来证明自己的音乐,拿出来分享这多好啊。我也特别期待,恨不得自己没接那些活儿。可是接了(丝路乐队的排练和演出)就不能背信弃义,要讲究契约精神。有几年时间,我身上一直出现这样的问题。

丝路乐团在格莱美颁奖礼上

我在丝路乐团的时候,听不懂别的语言,做的音乐有时候非常古典有时候又很现代,音乐语言不同的情况下人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倒着时差,然后一起战斗多年的兄弟觉得你辜负了他。心里的纠结真的无法用“困难”二字就概况完全。直到我后来不得不离开轮回乐队,那时候达到了一种极度的失落。音乐家的生态,怎么才能调节?至今无解。后来觉得不用再背负我自己给自己的友情的负担时,可能就获得了一种解脱吧。再后来,语言慢慢过关,环境慢慢也适应了。我也想明白了,我不能什么都干什么都占。既然做了选择,哪怕是孤独,哪怕是长距离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都要克服。在那个平台(丝路乐团),大家在一起做音乐,我觉得每天都在成长,在不同的文化中学习自己的音乐语言,甚至我在看到他们印度的音乐生态的时候,感受到了中国传统中失去的部分。这让我觉得此生无憾。

Q:从摇滚乐回归到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这样的转型背后,一定面临着旁人无法体味的个中滋味?

吴: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随着兴趣吧。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一种音乐风格放弃另一种。做摇滚乐就放弃民乐了?并没有。可能误会有吧,当时觉得笙这个乐器拿在手里真是一个误会,它的表现力真的很有限。你看吉他,一插电以后,声音那么强,排山倒海的音量让大家热血沸腾。笙的音量就那么大,音色也不太宽,主要在中高频那个位置。你要吹一个旋律吧,小提琴、二胡一揉弦一滑音,完全是勾魂摄魄的状态。笙做不到,笙让我觉得我的情感得不到发挥甚至是发泄。

20多岁的时候,注意力和重点是放在学习摇滚乐上,但我也并不觉得我离开了“笙”这个部分。《花犄角》这个作品用到笙了。后来进入世界音乐这部分后,大家又开始问“你不唱摇滚了吗?你移民了吧?你搞幕后了吧?你做电影音乐去了吧?你是一个摇滚歌手,大家都已经认识你了,你的声音那么独特,为什么就不唱了呢?太遗憾了!”还有人觉得笙在我们家四代传承,有3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家是世家。我现在有机会走遍世界去学习不同的音乐语言来丰富笙,丢掉了也遗憾。但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两样都喜欢。跟着丝路乐团走到世界的舞台后,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年摇滚乐带给我的成长,它让我掌握了一门非常酷的现代人的语言。站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我一点儿也不落伍,完全可以把我这件传统乐器吹得非常有现代感。我能在丝路乐团最核心的演奏家团队里,是因为经受过不同音乐元素的滋养。当然,传统音乐的积累更是重要。跟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同台的时候,我觉得某一时刻我就代表中国了,就像上了套一样,自己给自己打了鸡血。我一定要把中国最好的东西带给这个团体,带给巡演过程中不同的观众。

Q:您在舞台上的调度和与观众的互动让人印象深刻。怎么看待表现力这件事?

吴:你表达的音乐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这个时候音乐的技巧已经是其次了。表现力是由什么构成的?表现力就是你自己发自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表达的冲动,或者对这个作品不够了解,你在舞台上一定是索然无味、搔首弄姿的。如果我今天觉得特高兴,就是要跟大家说说我不能不说的话,无论怎么表达,都是自然的。我认为“自然”是表演最高的境界。人和音乐合一了,人和乐器合一了,这是最重要的。

Q:您怎么理解“世界音乐”这个概念?

吴: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曾经在美国Tower Records唱片店里看到崔健的专辑放在“世界音乐”门类下售卖。美国人认为亚洲人的摇滚都是世界音乐。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本位主义的“世界音乐”的概念。从我个人来讲,提起“世界音乐”,潜意识里我会想到世界民族音乐。从大的角度来说,它对应的是古典乐这种根深蒂固、已经非常系统化了的乐种,和流行乐这些地域性和时间性很清楚的音乐门类。世界民族音乐一直在不同的地区延续着、生长着。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的音乐放在一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的部分,我觉得用“世界音乐”形容就比较合适。有的时候,世界音乐会和New Age(新世纪音乐)也会和Crossover(跨界音乐)混淆,我们也不必太多的探讨,好像一定要分清楚分水岭在哪儿,我觉得这个也分不清。现代的世纪就是一个融合的世纪,一定要泾渭分明是很难的。老实讲,我更喜欢“跨界音乐”这个说法,跨界音乐是最没有束缚的一种形式了。跨越不同音乐风格的界限,这对我来讲最开心、最好。人的想法有时候会被一个固有的观念限制。比如说我现在是摇滚歌星,我就必须要有那个pose;我是一个流行歌手,我的说话、行为就得符合一个流行歌手的商业准则,甚至平时还得看看流行歌手圣经。这基本上是被物化的概念,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每天问问自己最想做什么,最希望做什么。在有限的3万天生命里,活出一个被自己喜欢的自己。

Q:怎么看待纪录片《陌生人的音乐》对丝路乐团的解读?

吴:我觉得任何一种音乐都值得被深深地凝视。任何一个音乐家都有理由认真地看向自己的内心。只有这样,无论是从表演者还是欣赏者的角度来说,音乐才是有灵魂的。如果说音乐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不这么做(认真地看向自己的内心)的话,就辜负了这份礼物。这个片子拍摄的状态,就是试图找到音乐背后大家的思想和思考,并用人生、用旅途中的小细节勾勒出这样一群人面对音乐时候的状态。同时从片子中也可以看到世界音乐和跨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性。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乐器,看似不可能的两个乐器的合作,在那几分钟里,让你觉得原来是我们狭隘了。音乐是放开的,人心是放开的,想法也可以放开,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Q:您如何看待即兴表演这种演出形式?

吴:我曾经做过即兴的专场。2004年我在香港跟三位美国音乐家一起做了为期两天的《东·西乐游记》的即兴演出。他们一位是被《纽约客》杂志评为“首席古典爵士小提琴家”的Todd Reynolds,一位是打击乐演奏家David Cossin,还有一位是黑管萨克斯演奏家Evan Ziporyn,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音乐教授。其中一场叫《东游记》,主要以我带给他们的中国音乐为素材来即兴;另一场是《西游记》,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素材,我们做了以爵士和古典乐为主的即兴。即兴的演出会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出现,往往都是神来之笔。写谱子有时候是灵光一闪,过去了没抓住就忘了。但是在舞台上即兴的时候,可能我没这么想,突然机缘巧合缘分到了出来这个声音。我觉得太美妙了,想都想不出来这么美的音乐。当然这也需要慢慢的积累,要有一些音乐语言,掌握不同调式,也要有合作精神。不能自己总站在前面,总想着自己。也要给别人服务好,让其他人的光彩绽放出来。其实挺好玩的,我认为即兴是每一个演奏家都应该掌握的起码的技术。

Q:请简单介绍下您在国外的大学和相关机构做笙的讲座和工作坊的情况。

吴:之前的工作坊更偏向于即兴的音乐,最近几年专注研究笙的上古精神,包括先秦时期笙的“道法自然”的哲学含义,甚至是对人的健康和情绪的影响这些方面。前两天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做讲座,几百人在一个教堂里。学生都是来自不同专业的,有学音乐的,也有学经济法律的。我给他们演奏笙,要把笙的美表现出来。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自由、放松,甚至是Lie down了。那场讲座做完后,学生特别开心教授也很开心,还要让我再来一首。可能他们平时上课都必须要吃进去营养、要学学学;一个世界音乐的讲座吧,我吹着笙,在昏暗的灯光下完全就是一个声音的massage,一个小时之后大家都活蹦乱跳上别的课去了。我越来越发现,要找到自己的文化真正服务于现代社会、现代人的被需求的那一面,你的推动才有效。国家扶持,政府各种政策各种给钱但是老百姓不买单,有什么用呢。很多人的想法是,这个乐器学的人少,有国家的扶持能考一个学校。从小就充满了功利心,学乐器就为了升学,这个乐器是什么也不重要,无形中给孩子幼小的心灵传递了一种价值换算的概念,非常非常不美好。这个乐器本身是可以很美好的,它带来的美学滋养可以帮助他一生,以后变成他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我想每一个国粹或者被扶持的艺术门类,都应该找到它积极的那一面,如果这个积极面能被现代社会接受,那它就成功了。

Q:我看到一篇文章说,马友友认为丝路乐团的“全球化”不仅可以帮助保护传统文化,还能创造出新的音乐与文化。您怎么看?

吴:我非常同意友友这个观点。全球化促进了文化间的互相了解,很多东西不是它没有价值,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最近五六年我对笙的研究,跟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印度和伊朗的音乐家的观察有关。我的印度朋友Sandeep受的是非常传统的音乐教育,但是他不识谱。他们的方式是老师唱学生记,也就是传统的口传心授。现在很难在中国的院校里看到口传心授这种教学方法,你会觉得这落伍了吧。但是当我跟他们一起在丝路乐团工作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音乐家并不落伍,反而超前。因为你和音乐之间,总隔着一层纸。当音乐足够复杂的时候,你永远也丢不掉它,永远得看着谱子。Sandeep就不是,他只要大概记住这个音乐的强弱起伏和大致段落之后,就开始即兴了。虽然是即兴,但是由心而生。每一个音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的音乐以心印心、直达人心,非常活灵活现,不是僵死的纸上的音符。

陕北民歌里的“花音”和“苦音”,其实就是quarter note(四分之一音)。可惜四分之一音很难在中国的教学中体现。但是在伊朗,四分之一音已经在他们的传统音阶里了,他们是要用四分之一音来做即兴的。他们的音阶带来的音乐的丰富性和旋律的独特性真是太美了,我羡慕得不得了。然后就会问自己,那中国音乐的美在哪儿呢?笙有3000多年历史,可是我们现在可以拿到的用笙创作的作品,90%的是在100年以内出现的。剩下那些几千年的音乐都去哪儿了?需要我们把它再找回来。我先去学习了日本雅乐,因为日本雅乐(Gagaku)继承了中国唐朝的音乐,保留得也非常好。当我又读到晋朝关于笙的美学评论的时候,加上唐朝的雅乐给我带来的听觉概念,我就大概勾勒出了先秦的音乐思想和音乐语言。现在我做的梳理和整理传统音乐的工作,仅仅基于我个人的理解,我希望能够从精神的层面上达到一致。

Q:笙目前在中国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怎么样?有没有关于笙的相关组织存在?

吴:其实还是比较乐观,但是路也还很长。音乐家协会下面有管弦乐协会,管弦乐协会下面还有笙的协会。国家对民族音乐也有一些政策支持。我们家的(民族管乐)制作技艺已经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又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国家要立法扶持。

Q:您在丝路乐团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吴:我觉得是尊重。人和人之间,音乐家和音乐家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尊重是最重要的。尊重是一切的前提。

Q:2017年丝路乐团都有哪些工作计划?

吴: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计划,就是Music Therapy(音乐疗愈)。丝路乐团的办公室在哈佛大学,我们一直跟他们有很多相关的联系。哈佛大学的医学院、艺术教育学院,还有麻省理工、伯克利音乐学院都会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我希望把笙的上古精神、和谐之音和对人身体产生的影响变成科学上的理论的数据表现出来。这是近期让我非常兴奋的一个项目,今年我会继续这个部分的研究。音乐有娱乐的部分,也有疗愈、帮助健康的部分,也有启迪人的灵魂的部分。可以这样想,就可以这样做。

《吴彤们·唱歌魂》专辑封面

Q:咱们聊聊《吴彤们》这张双专辑和这本书吧。

吴:这两张专辑和《吴彤们》那本书是一起发的。之所以写书是一直被问到“你还唱歌吗?你还摇滚吗?你是不是移民了?”这些问题。我跟每个人都在解释,我都在唱啊,都在做啊。如果一定要向大家说明的话,写一本书吧,更全面一点。也不是说哪一条路更对,只是我愿意选择这样的路,包括人生的一些选择也是这样。《吴彤们》这本书就是在剖析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我做过的音乐、我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我的家人,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希望到哪儿去。我遇到的最美丽的事儿、最尴尬的事儿,如何在尴尬的事儿中学到滋养自己的那部分。当然了,这本书也加入了我这些年对笙的研究所得。歌儿也写了几首,我觉得也不错。但是对于一张专辑,这些歌儿又有点儿多了,于是索性就出了两张专辑:一张演奏专辑,一张演唱专辑。演奏专辑以笙为主;演唱专辑比较不拘一格,有摇滚的、流行的、偏电子的。音乐风格很难界定,唯一能保证的就是每一首歌都是发自内心的。

演唱专辑里有一首歌叫《我爱唱歌因为我寂寞》,这和我之前写给妈妈的《早餐》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唱我最有感触的事情,唱我身边的人,唱我最想表达的东西。歌词啊,真的是流行音乐带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机会用白话和流行音乐旋律的方式把情感分享出来,这是我做流行音乐的冲动。这歌都不是顿悟,就是有一天早上唱着唱着歌,这词儿就秃噜出来了。也许音乐就是我们看似干燥乏味的现实生活中的那一点水分,可以把我们干枯的心滋润一下,或者说寂寞的时候我们可以被音乐安慰一下。

《吴彤们·音乐云》

演奏专辑里有一个作品叫《云和》,这个作品真正让我明白了音乐和人应该是合一的,尤其是慢的音乐,特别能够表现出一个人当时的状态。吹笙是一面镜子,身体是什么样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一吹笙我自己就清楚了。


记者手记:开头提到的摇滚之父、美国黑人音乐家Chuck Berry于2017年3月18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来自英国伯明翰的Electric Light Orchestra入选了今年的摇滚名人堂;中国跨界音乐家吴彤则和丝路合奏团一道,时隔七年再次摘得格莱美奖。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超越了有限的一辈子。

吴彤在《吴彤们》这本书的末尾分享了John Cage简约派的音乐和《周易》的关联性;在看到中国艺术家徐冰在纽约的大型环保主义作品《凤凰》后,获得了关于历史和传承的思考。吴彤说,人对文化和历史的谦卑,对任何一个小小事物的谦卑,都可能给我们带来机会。吴彤还说,用发展的眼光看,有些东西无法改变,只能改变自己了。

提示

请输入关键词

× 扫描或长按保存二维码分享